刘熙载认为“能得其人之性情志尚于工拙疏密之外”（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84页。）是读诗文最大的难处，也是读诗文最大的乐处。列·托尔斯泰曾在1835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也谈过类似的阅读经验，他说读纯文学作品的时候，最大的兴味是表现在那作品里作者的性格和艺术气质。读孟郊诗歌的确能使我们品尝到融斋和托翁所说的“乐处”与“兴味”：它们能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和了解到诗人的胸襟人品、精神气质和艺术个性。

对于孟郊的气质和个性，韩愈曾作过虽出于善意但不尽符合实际的描述：“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则见，长而愈骞，涵而揉之，内外完好，色夷气清，可畏而亲。……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人皆劫劫，我独有余。有以后时开行先生者，曰：‘吾既挤而与之矣，其犹足存邪！’”（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昌黎先生集》卷二十九，《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第272页。）他把孟郊写成了一个与世无争和知足常乐的淡泊狷者。只要一打开孟郊诗集，站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个积极用世的诗人形象。如青壮年时写的《百忧》：

就是在他清楚地意识到了“顾己诚拙讷，干名已蹉跎”以后，也仍然没有失去关心现实的热情。他的一生可以说一直是在奋斗、失败、失望、不安、愤激中度过的，身隐园林和心如枯井般的沉静与他几乎是毫不相干。古代又有人认为孟郊“器量褊窄”（吴幵：《优古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248页。），也有人认为孟郊赋性“浮躁”（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第351页。）。这些不无贬意的话都对于孟郊气质和个性的某一方面说得似是而非。

不过，这些众说绘纭的评语却帮助我们认清了这一点：孟郊的气质和个性不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他青壮年时期有着“为君射斗牛”的勃勃雄心，也带有这个年龄常有的幻想和天真。把世事和人生看得未免过于简单。待到经历坎坷人世渐深以后，他有更多的机会认识社会和思索人生，严峻复杂的现实把他磨砺得极为敏锐深沉，使他能从上层社会的麒麟皮下看出马脚来，具备了“冥观洞古今”（韩愈：《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528页。）那种深刻的哲人式的分析能力。如“山野多馁士，市井无饥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喜欢寻幽探胜的好奇者：“入深得奇趣，升险为良跻”（《石淙十首》之七），“坐啸郡斋肃，玩奇石路斜”（《峥嵘岭》）。

我们之所以详细阐述孟郊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是因为他的这些气质和性格与下一章论述的那种奇奥、冷峻、苦涩的诗歌风格具有内在联系。同时在本章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这种气质和性格对他的创作个性的直接影响，他那种“冥观洞古今”的哲人式的特点使他的艺术个性具有第一个倾向——形象地反映生活的艺术过程中有相当大的理性的因素；他那激烈不安的性格特点又使他的艺术个性具有第二个倾向——在深沉的理性中不失浓烈的激情。下文将围绕他艺术个性的这两个特点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