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诗论稿》是我的一篇硕士论文，这次出版除了增加两章节外，其他各部分一仍其旧。没有修改的原因倒不是俗话所说的“文章总是自家的耐看”。这篇文章的稚嫩就是摸象的盲人也能感觉到的，哪还经得起细看呢？我在付梓前曾准备对它进行认真修改，动笔时才发现这篇九年前的旧作，要修改它不是仅仅“美容”一番就能打发的，而是要对它做“内脏移植”或“脱胎换骨”——将它完全重写一遍才行。而改写旧作就像裁缝改做旧衣，其难度比用新布做一件新衣还大，因为旧的改新要受原来材料、样式的局限和束缚，既要顾全旧的条件又要考虑新的要求，这无疑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如果我有旧作翻新的精力和兴趣，干吗不去另写一本小册子呢？

要是现在做学位论文，我也许不会选择孟郊这么一位对话伙伴，即使选择他，我们之间的对话肯定也会在另一个层次上进行。九年前我还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怎么会爱上这么一个瘦骨嶙峋的“诗魂”呢？这又勾起了我一段美好的回忆——

当时我与明华兄同在曹慕樊师门下攻读唐宋文学，我们每周两次上先生家，听先生给我们讲唐诗和目录学，先生和明华喜欢饮浓茶，那时我还不知道“茶有何好”——只喝白开水，唐诗课重点讲杜甫、王维和韩愈的诗歌，授者娓娓而谈，学者静静地听，身坐斗室之中，神驰千载之上，那情景绝非我这干涩乏味的文笔所能形容。说来也怪，先生虽然是杜诗专家，他对韩诗的分析反而对我的触动更大。我按先生的指点读完《杜诗详注》后，接着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也找来通读了一遍，原来唐诗中还有这种境界，韩诗的确在李、杜之外别有洞天！当时我时间的确太紧，我有些惶惶然。对先生谈了我的顾虑以后，他觉得先研究孟郊比较合适，认为孟郊是“开风气之先者”。——这就是《孟诗论稿》的成因。

毕业后我又搜集资料，细读韩愈、贾岛和李贺等人的诗歌，准备完成《韩孟诗派研究》，想不到逐渐兴趣他移，旧业荒废；夙愿成空，而《孟诗论稿》依旧。现在的学风热衷于在一本书甚至一篇文章中，把“龙的传人”的所谓文化—心理结构分析得水落石出，谁还愿意坐下来与一穷二白的孟郊倾心交谈呢？会写诗而不会挣钱的活诗人尚且受人白眼，过世了一千多年的死诗人孟郊就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因此，《孟诗论稿》尽管稚气未尽，尽管粗糙不堪，我仍像偏爱我那稚气顽皮的儿子一样地偏爱它，因为它留下我当年的稚气、单纯和诚笃，因为它留下了我青春的足印。

这本薄册子从选题构思到字斟句酌，不知花费了曹慕樊师多少心血。如今以年过八旬的高龄，在眼睛近乎而俱进，何况我这个后生小子呢？毕业时先生赠我一套《后汉书》和《三国志》，并题其辞曰：“陈寿与范晔书，皆文史高文典册，建业熟读勤求之，涵泳数年，必有所得无疑。”还为我写了一册《书目举偶》，按对我专业的重要程度将书分为三类：“基础读物”“泛览读物”“参考书籍”，在每种书后标明了版本、注家。可惜，这些文史中的“高文典册”，我大多数都没有“熟读勤求”，自然也就一无所得，真是愧对先生的厚爱！我一定要诚恳地做人，勤恳地求学，不辜负先生对我的殷切期望。将近十年没有见到先生了，翘首西望，能不依依？

我忘不了论文写作过程中谭优学、徐永年等先生的鼓励和指点，忘不了华中师大和西南师大那些用知识的乳汁哺育过我的老师，同时也忘不了责编张弦生先生为此书的编辑出版所付出的心血，此刻，让我借用孟郊的诗句来表达我对这些师友深深的谢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